能否获诺奖不是教育的评价标准 要把“求真”放在更高位置
近日屠呦呦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引起我国公众的关注与思考，有专家针对教育指出能否获诺奖不是教育的评价标准，要把“求真”放在更高位置，而若想真正培养创新人才，就必须崇尚首创，尊重个人。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专家解读能否获诺奖不是教育的评价标准，要把“求真”放在更高位置的详细内容。
屠呦呦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期盼多年的好消息，但同时也激发了许多人的思考和追问。屠呦呦的获奖，是否是对“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一种回应?这对中国的科研管理和评价方式会带来哪些冲击?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会带来哪些启示?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教育仅是影响得奖的一种基础性因素
能否获得诺奖不完全由教育决定，但没有教育是断然不可能的。
记者：屠呦呦获得诺奖以后，许多媒体纷纷到她曾就读的学校采访，试图从她受过的教育中寻求答案，您对此怎么看?
储朝晖：1930年出生的屠呦呦，在当时女孩子受教育不多的情况下，接受了较好的基础教育。屠呦呦1948年进入宁波效实中学学习，1950年进入宁波中学就读高三，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在那个年代，女孩能够接受大学教育是非常幸运的，正是这些教育奠定了她人生成就的基石。
记者：在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舆论关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离我们有多远”之类的探讨数不胜数，有人为此质疑并批评中国教育。得悉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另一种证明中国教育原本就很好的声音也出现了。
储朝晖：这两种非黑即白的判断都过于简单，一个有十多亿人口国家的教育是个极为复杂的巨大系统，不会因一个人得奖就改变了。如果它有缺点和问题，也不会因一个人得奖就消除了。再说，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教育仅是影响得奖的一种基础性因素，甚至算不上主要因素。能否获得诺奖不完全由教育决定，但没有教育是断然不可能的。
要把“求真”放在教育的更高价值上
不少中国科学家没有把“求真”放在很高的位置，这种情况在教育中也存在。
记者：要想获得更多杰出的科研成就，需要有更多的为探究自然奥秘和解决社会问题而进行的科研，需要有更多受好奇心驱动的科研人员。但当前许多人却打着“钱学森之问”的旗号和“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噱头，大行超前教育和过度教育，这会不会在很小的时候就磨灭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好奇心?
储朝晖：以商业利益为驱动，以过高的期望值为杠杆，对孩子进行超前教育和过度教育，显然是违背了人的成长规律。
据屠呦呦读中学时的同学回忆，屠呦呦“成绩在中上游，并不拔尖”，但她有个特点，就是她喜欢的事情，就会努力去做。不只是屠呦呦如此，教育上众多的史实和实验都表明，对孩子自然状态下的教育最有利于保护孩子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最接近孩子的天性，也能最有效发挥孩子先天的优势潜能。
所以，为了不让孩子输在途中或终点，完全没有必要把不同的孩子放在根本不存在的同一条起跑线上，而是要让每个孩子依据当下的发展状况确定学习内容和学习进度。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散步”优于“跑步”，还是自主地以自己的速度前进为好。
记者：的确，“散步”优于“跑步”，屠呦呦就是如此。作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的“三无”科学家，她多次落选院士。与屠呦呦类似，袁隆平、李爱珍等也是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后才获选院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储朝晖：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中国科学家没有把“求真”放在很高的位置，这种情况在教育中也存在。由于将其他因素的价值放得比“真”更高，掩盖且忽视了“真”，才会满眼看到的是“瑕”而非“玉”。这样的一种科技界人才评价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评价，或者说是教育评价和科技评价都被另一种忽视“真”的价值意识所渗透，直接操控、误导或左右着教育和科技的发展。
记者：在“求真”上，屠呦呦是孜孜以求的。屠呦呦曾说，在研发的最关键时刻，是中医古代文献给予她灵感和启示。我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科研工作者如何避免“捧着金饭碗讨饭”?
储朝晖：专业工作者需要站到巨人的肩上才能攀到更高处。而现实中，由于分科研究，不少科研工作者专业门径过窄;在基础教育阶段，程序化的考试压力过重，使得多数人在成长和职业生涯中缺少对历史和传统学习的机会，只顾埋头干活儿，没有时间站起身来看看路，确实存在“身处金山不识金”“捧着金饭碗讨饭”的现象。为此，有必要依据儿童天性和实际需要，减少被动的不必要的学习，增加学生自主选择的学习空间，搭建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通道。
屠呦呦还有一段不引人注意的经历，她到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后，1959年参加过为期两年半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她的成就事实上是将中西医结合取得的，她所使用的实验筛选法和化学、药理分析也是西医而非中医的方法。所以，培养创新人才事实上是要培养视野开阔、动手能力强、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创新人才不是简单知晓历史的人或历史的继承者，而应是充分理解历史并能运用历史智慧进行创新的人，是具有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人。
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成长方式，不能因为屠呦呦获奖就全国一个模式地学习，这种情况在当下最有可能发生。屠呦呦是唯一的，每个人也都是唯一的，找到真实的自己和可行的路径，才能确保自己发展得更好。
平均主义对杰出人才成长不利
若想真正培养创新人才，就必须崇尚首创，尊重个人，摒弃记工分式的论功行赏，彻底消除官本位。
记者：诺贝尔奖评选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屠呦呦的获奖就源自上世纪70年代的科研成就。在未来，也可能会有一些中国科学家因为现在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获得诺贝尔奖。如何公正客观地看待我们的科技成就和杰出人才?
储朝晖：诺贝尔奖评选有特殊要求，从过去已评选得奖的情况看，获奖者无疑是某个领域的杰出人才。但能否获得诺贝尔奖是科学技术研究和发明的评价标准，不是教育的评价标准，它所能覆盖的只是教育培养人才中顶尖的很小一部分。事实上，由于诺贝尔奖评选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需要科研成果得到确证后才能进入评选视野，一般都是在获得成果多年甚至几十年以后才得到评定。同时，还有些杰出人才也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是由于传播等方面的原因，未产生巨大的影响，青蒿素若没有传到非洲为解决非洲大面积疟疾问题发挥作用，屠呦呦得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还有一些杰出的人才虽然做出了杰出的工作，但是由于社会条件或机遇不足，没有产生相应的结果，也不会为他人所知，更不会得奖。但即便如此，中国依然还会有少量中国科学家因为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有可能在将来获得诺贝尔奖。
记者：自从“钱学森之问”提出以来，在许多人的潜意识当中，“获得诺贝尔奖才算是杰出人才”，这种看法科学吗?
储朝晖：能得奖的仅是杰出人才的代表，不少人虽然没有得奖，并不能因此就否认他们是杰出人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实际上的杰出人才远远多于诺贝尔奖获得者，并不能得出“获得诺贝尔奖才是杰出人才”的结论。具体到一个人是不是杰出人才，需要依据更加多元的标准，以他所做出的工作的实证信息来判断，才会更加公正客观。用这样的标准衡量，现实中的确存在许多不同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
记者：2011年9月，屠呦呦在获得拉斯克奖时，许多人争论在青蒿素研究中贡献大小的问题。实际上，有杰出科研成就的项目往往是需要团队协作完成。突出代表人物有弱化其他人贡献之嫌，但突出集体也容易埋没个人的成就。在科研中，如何正确看待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
储朝晖：自从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后，就有不少人在争论谁在青蒿素研究中贡献最大的问题。很多人愕然的是，“523项目”原本是一项集体项目，怎么仅是当时一个年轻的助理研究员得奖了?
中国几千年看重的是群体本位和官本位，让人无意识中形成既然得奖就得大家都有份，尤其是领导必须有份，正是这种观念使得不少做研究的人也觉得需要找棵大树做依靠才能做好研究，现行的科研管理与评价体制也支持这种观念。事实上，正是这一现实摧毁了众多杰出人才。有杰出科研成就的项目往往是需要团队协作完成，但这并不意味每个人都做了创新和突破性的工作。诺贝尔奖所要奖励的是谁第一个实现了创新突破，这也是中国的“两弹一星”研究拿不到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做出来了。具体到青蒿素的提取上，在几个关键技术环节上，是屠呦呦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第一个提取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显然是屠呦呦先行突破，她确实是突出代表人物。屠呦呦并无弱化乃至否认其他人贡献的意思。以第一论英雄，奖励最初始的发现者是各类国际科学奖项共同遵循的原则，唯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激励创新。若没有这个第一，其他参与者也许只能在黑暗中而找不到通向成功的路径。以这一准则观察，中国以前过于突出集体的惯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创新，强化官本位更是压抑了创新。
所以，无论是在科学研究中，还是在教育工作中，若想真正培养创新人才，就必须认同并遵循这一规则，即崇尚首创，尊重个人，摒弃记工分式的论功行赏，彻底消除官本位。平均主义不仅不公，而且会阻碍杰出人才的成长和创新事业的发展。
功利与浮躁是科研人员的大忌
功利与浮躁使得一些科研人员在评奖、公关道路上奔跑，真正潜心踏实做科研的人越来越少。
记者：当前，我国的科研经费投入越来越多，科研条件也越来越好，但科研成果似乎与其并不匹配。问题出在哪里?
储朝晖：屠呦呦的确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完成她的得奖项目的。相比而言，当前的科研经费投入越来越多，科研条件也越来越好，许多大学都要延揽院士，并通过院士拿到有巨额科研经费的大项目，才能建起豪华的实验室，买到精密的实验设备，有了这些大项目才可能评大奖，从而使得一些科研人员在评奖、公关、追逐名利道路上奔跑，真正潜心踏实做科研的人越来越少。当年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也是在条件简陋的时候有不少杰出的发明，后来条件好起来了，值得称道的发明创造反而少了。
记者：但这也不能意味着条件越差成果就越好吧?
储朝晖：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不能得出条件越差越能获得一流成果的结论。从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众多案例看，关键在于不能把获得成就作为改善条件的前提，如果这样，就会迫使那些追求发现的人变成追求利益的人，不应让从事科研的人为改善条件而将过多精力用于报项目、评优、评奖等他们不擅长的事情上，而应想方设法让他们有更多时间潜心做研究，静心原创，规避浮躁。
记者：科研投入与产出不匹配，科研人员的功利和浮躁是不是主要原因?
储朝晖：造成科研成果与经费投入不匹配，研究人员不能静心做研究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资源、评价标准掌控在非专业人员手里，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现有的科研管理和评价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实现优质研究资源、优越研究条件和优秀研究人员的自主选择和最佳组合，让扎实做事的人真正受益，用专业的第三方评价为科研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成长环境。这本身也是一个国家良好的教育环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因此，能否获诺奖不是教育的评价标准，要把“求真”放在更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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