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复旦的首席校董
孙中山系复旦校董。上个世纪初《复旦年刊》（或称年鉴，从1919年开始，每年由毕业班同学负责编辑、印刷和出版发行）多次提及此事，甚至在北洋军阀统治上海时期也不例外。后来，有的《年刊》在介绍复旦校史时，舍弃此事不提，笔者忖其意，概系缺少旁证。80周年校庆编写《复旦大学志》的这部分内容时，有人提出：连《孙中山全集》也未载明此事，我们写进去不是自找麻烦吗？（后《校志》提及此事。）
《全集》不全，中外屡见不鲜，几乎成为一种通病，连家人（夫人、子女）牵头主编的《全集》也未能幸免，几年后便会有佚文发现，更何况由他人所编的《孙中山全集》呢？遗漏也在意料之中。
孙中山是否复旦校董？回答是肯定的。经过这些年的考证，发现在广东中山县保存有马相伯等人的邀请函。
原函未署明时间。从内容看，开头称中山先生，表明写此信时孙中山已卸临时大总统之职。因此，此函时间上限应为1912年4月，下限应为7月，因8月马相伯已去北京担任总统府顾问。因函末有春寒为道，自卫不宣等字样，此信应该是在4月份写的。
此信决非伪作。清末明初，上海金融界名人、信诚银行协理沈缦云之孙沈云荪先生，将家藏马相伯等人在民国元年函请其祖父沈缦云（时任上海市城区商会会长）为复旦校董的信函发表。无论从信的内容还是格式上看，两者都完全相同，足证民国元年春,马相伯等人曾向孙中山、陈英士等发出过信函，邀请他们担任复旦校董。
当时马相伯、于右任等人也完全有条件发函。如马相伯在临时政府成立后曾任南京府尹（相当于今首都市长）、江苏都督府外交司长；代理都督临时政府结束后，还担任过以黄兴为首的南京留守府政务处长。于右任从孙中山回国至临时政府结束，一直都在孙中山身边。他们先向孙中山口头邀约，然后发出正式函件。
为什么本文的标题称孙中山先生为复旦的首席校董呢？这就涉及到邵力子先生（民国元年春邀请孙中山为复旦校董的7个邀请人之一）在1957年写给复旦学生的一封信中对孙中山的称谓问题。
1956年，复旦师生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写信给复旦创办时的七干事之一邵力子，把复旦打算如何开展纪念活动的安排函告这位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征询他的意见。邵先生因出京视察，直到1957年1月5日才见到此信。1月7日，他给复旦学生回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孙中山先生担任复旦董事长，是由于他在临时大总统任期内批准把徐家汇李公祠拨作复旦公学的校舍，当时复旦公学原来在吴淞的校舍被军队占用，没有新校舍即难继续存在，中山先生关怀教育，又知复旦员生多系革命青年，故迅即批准所请，这是我们校史中的一段重要关键。
邵先生所叙复旦在辛亥革命时的境况完全属实，虽事隔多年，他的回忆仍准确无误。唯称孙中山为复旦董事长则与事实有出入。
民初，复旦确曾推出唐绍仪为董事长，由于他折冲樽俎，政务繁重，根本无暇顾及复旦，后另推民国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担任。而由于孙中山在各位董事（王宠惠、于右任、陈英士、唐绍仪、陈德全、萨镇冰、沈缦云等）中排名第一，所以应称其为首席董事比较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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