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贵仁：从乡村教师到教育部长
自从10月31日履新开始，猜测这位新部长的教改理念，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解读袁贵仁的简历，媒体说，这是个一生从未离开过教育的部长。不仅如此，袁贵仁的一生，也在被中国的教育制度影响和改变。袁贵仁的求学经历，精准地演绎了中国教育制度对普通国人命运的改变。这样的经历，或许能让这位新晋教育部长，更深刻地体察教育之重、教育之疾。
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乡村，计划经济统筹着生活。袁贵仁每个学期的学费是4块多钱，家里要卖掉200个鸡蛋，换来这笔学费。
袁贵仁的家乡，在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王庄镇南屯村，在本村读了4年小学后，袁贵仁和他的同学们，每天步行两公里，到镇上的小学、初中，继续学业。在南屯村，袁家并非富裕之家，父母均是农民，袁贵仁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40多年后，袁贵仁的同乡好友肖振宏回忆起那段时光：“在学校里，袁贵仁表现优秀，门门功课都是第一，作文更是好，经常被当作范文。”袁的钢笔字也写得漂亮，被同学当作字帖临摹。
1965年，15岁的袁贵仁升入固镇县一中，次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固镇县中学停止了正常教学，学生们返回家乡劳动。回到南屯村的袁贵仁，并未放弃读书。“他经常背个大书包，到学校的图书馆借书，我们就凑到一起看，看完他还回去，再背回来一书包。”肖振宏说，村里坚持念完初中和高中的只有4个孩子，其中包括他和袁贵仁。
那时候，袁贵仁和朋友们的阅读兴趣，是小说和鲁迅的作品。对文学的热爱，也贯穿了袁贵仁的一生，他的博士生王律评价他，“除了看书，好像没有特别的爱好”。
至今，每次回北师大，袁贵仁都要到学校周边的书店逛逛，“课堂上，他可以随口说出最新的书籍，推荐给大家”。
在童年和青年期亲身感受到的中国基础教育现状，让袁贵仁对中国教育的现状有着深刻的体察。他最能理解一个好的、公平的教育制度，对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1968年，袁贵仁高中毕业，命运并没有给酷爱读书的袁贵仁继续学习的机会。
此时，中国已取消高考两年，他唯一的出路，是回乡务农。在中国，和袁贵仁有同样命运的人，被称作老三届(1966~1968年三年中毕业的初、高中生)。这是中国的教育政策，第一次不可抗地作用于他们的人生。
在这样的人生分岔路口，将袁贵仁拉回到“与书为伍”道路上的，是王庄中学老校长。“老校长特别看好袁贵仁，当时学校正好缺老师，便让他回来代课。”肖振宏说。
不仅校长，王庄中学的数学老师刘广文和语文老师张清迎，也让青年时代的袁贵仁获益匪浅。在“读书无用论”成为主流声音的乡村社会里，这两位名牌大学毕业生，把自己偷偷留下的书借给学生们看，并告诉他们，“无论国家怎么发展，都不能放弃读书，任何时代都需要有知识的人。”
正是这样的校长和老师，让只有18岁的袁贵仁清醒地坚持正确的人生方向，当政治以不可抗力将他的人生推向一个拐角的时候，他从没放弃过对另一个方向的渴望。
1972年，因教学成绩突出，袁贵仁获得了到县师范进修的机会。1976年，仍然是因为表现优秀，他被借调到五七大学担任政治老师。
“价值论的人学，就是关注人的价值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或许正是目前中国教育的最核心问题。”在国内，袁老师是这个学科的先驱和第一梯队的研究人员。
1977年，袁贵仁的人生迎来新的转机，取消了10年的高考制度在这一年恢复。几乎没有犹豫，袁贵仁便和肖振宏开始复习。
那是一段历经艰苦而重新获得希望的美好生活。虽然艰苦，却充满激情。两个人把公式贴在墙上，每天背诵。袁贵仁的爱人给两人送来葱油饼，用煤油炉下面条，他们便像过年一样开心。
报考大学之前，袁贵仁想读哲学。这让肖振宏很不理解。袁贵仁各科成绩都很优秀，从不偏科，语文成绩更是优秀，作文从来都是范文。而袁贵仁说：“学哲学可能更有意思，它可以融会所有的学科，更有高度。”
最终，袁贵仁以400多分的成绩，如愿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攻读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专业，之后又完成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在北师大读书期间，袁贵仁专心于学术研究，硕士期间有多篇论文发表。他的研究领域，从哲学的认识论，发展到价值论，再专注于价值论中的人学。
“智慧、严谨、朴实，低调”，不仅是袁贵仁针对媒体的态度，所有与学问和工作无关的环节，都被他天然地隔离掉。
从代课老师，到大学老师，到哲学系主任，再到北师大校长，从王庄中学的1969年开始，袁贵仁开始了自己40年的教师之路。直到升任教育部副部长时，他依旧坚持在北师大带博士生，王律便是他众多的学生之一。
“即便工作再忙，袁老师每个月都会和我们一起开两次读书会，大家一起讨论问题，很开心。”在王律的印象里，老师眼光犀利，“几十页的论文交给他，一下子就能指出你的问题所在。”
更让她印象深刻，并让她受益匪浅的，是刚刚入学时，袁贵仁和学生们说的一段话，“博士阶段的教育，对一个人至关重要，能安安静静读书做研究，很难得，我不希望你们发表多少篇论文，如果能利用这几年的时间，潜下心来做些研究，我就认为你们是合格的学生。”
王律说，同学们都很怕袁老师，不是因为他厉害，而是他对学风要求极严。“我们毕业时，他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特殊的帮助，他总说，如果你们确实有能力，不需要我去说。”
这样的老师，并不是不近人情。王律记得，2006年的中秋是个周六，袁贵仁忙完了部里的工作，匆匆忙忙赶来参加班上的读书会，还特意给大家带了月饼。
今年3月28日，袁贵仁和爱人回安徽老家扫墓，两人坐火车到了蚌埠，才给肖振宏打电话。“他每次回来，从来不告诉别人，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固镇县委书记听说袁部长来了，要来拜访，也被他婉拒了。”
至今，袁贵仁仍住在北师大一间只有6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肖振宏说，“满屋子都是书，一个小沙发，坐不下5个人。”
当袁贵仁踏着教师之路，官至中国教育界最高官位的时候，他内心对这个部门的焦虑和期盼可想而知。
从电视上知道袁贵仁升任教育部长的消息后，肖振宏立刻给老友发了条短信：“看到你升迁的消息，十分高兴。”袁贵仁并没有回复。
了解他的肖振宏说，他现在需要的不是祝贺，而是安静的思考，他的这个老友，从来慎言谨行。
“新部长，最需要的不是魄力，而是一种教育家的情怀，只有有了这种情怀，才能尊重教育规律办事，并且有决心破除传统观念的束缚。说通俗点就是少点官气，像个老师。”这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新部长的期待。
59岁的袁贵仁，或许部分满足了这种要求。袁贵仁能有多大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能展现多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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