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类法律需正视执法难问题 要突破执法软肋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中国法治现实中的突出问题，这一问题在教育法治领域又更为突出，前段时间《草案》的修正已经关注到教育类法律的执法困境，教育类法律需正视执法难问题，要突破执法软肋，这样才能有效执法，推动法治社会的发展。下面我们一起探索教育类法律需正视执法难问题，要突破执法软肋的具体介绍，赶紧来看一看吧。
8月24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将国务院第7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教育法律一揽子修正案(草案)》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意味着历时五年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3部教育法律一揽子修正正式进入立法程序。
在修改过程中的一次会议上，有位专家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自己做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却从来没有用过教育法。如果只修改教育法的条文而不用，那修改又有什么价值?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中国法治现实中的突出问题，这一问题在教育法治领域又更为突出，在调查中发现各地都存在大量违反义务教育法的政府行为，却未有一例因此而被追究法律责任，似乎在给人们暗示：教育类法律就是个摆设。
这次修正《草案》已经关注到教育类法律的执法困境，对许多公众关注的教育热点予以关照，加大了非法招生、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制售假冒学业证书等方面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明确对考生作弊可以给予取消考试成绩、停止参加考试1年至3年;对组织、帮助作弊者给予罚款、治安管理处罚;对疏于管理的教育行政部门、考试机构负责人员给予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等;强化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作用，规定学术委员会审议、决定有关学术发展、学术评价、学术规范的事项，调查、处理学术纠纷和学术不端行为;
这种改变有助于让教育的法律条文变得可操作，但这仅是向便于教育执法迈出了一步。长期以来，教育类的法律执法难主要原因有：
一是法律条文本身存在缺陷。不少教育法律条文没有区分法律话语和政策文件话语的差异，无意中把法律写成政策文件，简单地用政策文件填充法律条文，使用了过多的抽象、宏观而没有确定性的概念，没有明确责权主体，没有明确责权边界，对所使用的概念没有明晰的界定，从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引发了执法难。
二是执法主体不明确。多数教育类法律条文中没有写明这条的执行主体和执法主体，以至成为大家都觉得这条法律有用，但却人人感到与自己无关。如果没有明确谁有执法权对违法主体进行处罚，那么这种处罚是否合适?能否申诉?谁来受理申诉。如果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解决，教育类法律的执法问题就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三是政府管理体制与教育法律文本的协调性不足，导致一些表述理想的教育法律无法落实。一些教育法律常与相关部门的政策文件存在不一致的地方，相互抵消。例如，民办学校的管理客观上需要消除政府对民办学校的歧视性政策，涉及到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会各方面，在现行体制下多年的努力证明很难做到，于是就使得法律条文上写得很好的内容在现实中难以执行。
这次一揽子修改解决了眼前的“扎眼”问题，但突破教育法律的执法难，需要整个社会法治进程推进作为前提，同时也需要抓住这个机会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法律条文的修改中考虑这些问题，尽可能为有效执法创造条件。
因此，教育类法律需正视执法难问题，要突破执法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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