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唯一一位文武双科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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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无论从何种角度讲，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两个极端对立的利益群体。这种利益对立并不一定只通过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表现出来，更多的时候，是通过一种合理的释放途径来表达。阶级对立不宜夸大，而是应尽力模糊、弥合甚至是消除。这种模糊、弥合的措施，就是科举制度。今日寒窗苦读，明日庙堂高座，虽然皇帝老子的位子永远不可能通过几场考试能获得，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却也不必再通过轰轰烈烈的流血牺牲去实现。学子笔锋一转，胜千军万马鏖战千里，这造就了千百年来千百万士人学子前赴后继的赶考奇观。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家天下，皇帝家的官员，自然由皇帝说了算。中国古代的皇帝选官制度，便是从皇亲国戚的家族势力开始，进而推广及天下的，即由门第选人到唯才是举，途经便是考试。
魏晋时期，官吏大多从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选官以家族、门第为标准，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入朝做官，而且升迁快速，公卿机要职务全被他们占据。出身寒门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依靠自己的才能谋得一官半职，却位卑权轻，无法担任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职位。高门无士庶,寒门无王侯，一个人能否有所作为早在他出生之前已经确定，此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
以门第取人弊端显而易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泾渭分明，地方官员和士族官僚选拔晋升体系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隋朝统一中国以后，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着手的就是官制和与官制密切相关的人才选拔制度改革，把选用人才的大权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网罗和笼络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参政的机会，让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来充任各级吏员。
阎立本笔下的隋炀帝
隋文帝时期，正式废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公元605年，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正式创立。隋朝奠定了科举制度得基础，以后历代历朝沿用，并逐渐丰富完善。唐代，科举成为定制，宋元明清四代继续相袭。至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清政府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共推行1300年。
科举的实质，是封建统治者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隋朝的时候，科举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按照成绩的高低来录取。最初的时候，分科取士刚刚草创，国家并没有统一的法度，进士考试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但是读书、应考和做官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起来。
唐朝时，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帝王积极推进科举制度改革，选拔了大量寒门人才。有一次考试之后，新科进士鱼贯而入，入朝堂拜见皇帝，唐太宗高兴得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唐代科举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考试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考试的内容已经很复杂，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等五十多种科目，最为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唐高宗李治以后，进士科逐渐重要起来，许多宰相权臣等都是进士出身。由于考试时间都在春天，因此科考被称为“春闱”。
唐代科举取士规模很小，进士科得第很难，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新科官员中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只占5%左右。而且，进士及第只是取得了作官的资格，还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作官。
无论如何，对于寒门学子来说，通过科举考试如同鲤鱼跳过龙门一样值得庆贺。科举成绩公榜之后，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新科进士们一起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显示荣耀，中进士因此又称为“雁塔题名”。新科进士的各种聚会庆贺活动中，有很多王公权贵参加，有很多权贵就在聚会中甄选女婿，这对那些既得官位又得娇妻的穷酸学生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
唐代诗人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以此表达高中后的愉悦心情。柳宗元常科登第后，经吏部考试合格，即刻被授予“集贤殿正字”。相反，一些通过了科举考试却没有通过吏部考试的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只能到地方上去任官员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吏部考试三次都没有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科举，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名人推荐，考生因此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趋之若鹜。这种体制隐含着很大的裙带关系和腐败倾向，但是也的确有很多学子因为才华显露头角，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结果受到了极力称赞，白居易的仕途因此得益不少。
武则天时期，女皇帝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一旦通过了考试，学子们可以到殿堂之上由皇帝亲自考问，这是莫大的荣幸。但在，唐代殿试还只是偶然行为，没有形成制度。
武则天还开设了武举，考试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科目，由兵部主考，“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武举考试在唐朝末年的混乱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郭子仪，就是武状元出身。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是中国历代状元中唯一一位官至宰相者。
唐朝还诞生了一位文武双科状元，823年，郑冠高中文科状元，828年，郑冠又中武举状元。他因此成为中国历史唯一先考取文状元又中武举状元的人。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进士科的重要性则更为突出，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这时的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防止徇私舞弊。宋太宗时，开始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宋仁宗时期，省试、州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又进一步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考生姓名、字迹等均无从辨认，对防止主考官徇私舞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科举考试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士人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先进入学校。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三年一次。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科。殿试完毕后，次日改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明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科举主要考八股文，为了功名，读书人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依照题义阐述义理。写作八股文措词要用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格式要符合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必须对偶。八股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八股文一般分为六段，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也把科举制度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古谚运：学而优则仕。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这就是科举制度的结果。于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科场功名成为读书人的原初动力和毕生追求，甚至七老八十的书生入场应考也是常有的事。历代“白发童生”、“寿星举人”是科举考试中十分普遍的现象。康熙年间，广东顺德有个百岁老人黄章，竟在曾孙的搀扶下，千里迢迢到京师会考。科考中舞弊成风，贿买、夹带、顶名、冒籍、枪替、传递等等诸种作弊手段五花八门。雍正十一年，河南学政俞鸿图担任主考官，一次就卖了47个秀才，赚得12000多两的银子。而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在光绪十九年(1893)为儿子考举人密定关节，最终败露而遭牢狱之苦。
近代西方船坚炮利和现代科学的严厉冲击下，科举制终于走入了死胡同。1898年戊戌变法，发奋图强的维新派宣布废除八股考试。但不久变法失败后，科举又得以苟延残喘。1901年，为缓和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慈禧宣布实施新政停止八股。1905年9月2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南巡抚端方等高官，联名上奏朝廷，提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当天，清政府以光绪皇的名义颁下谕旨，宣布：“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科举制度正式终结。
客观评论，科举制度在长达1300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体系。正是这种考试竞争体系延伸出来的官僚选拔制度，将封闭的等级社会转变成为一种流动的等级社会——“考试选举社会”，把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推向顶峰，超过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科举制度在千年的运行中，不仅成了中国政治社会的核心，也成为是学术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成为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圣典，也成为传统中华文化的重要核心。
不容否认，考试制度确弊端明显，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考生的分数压倒门第、血统、关系、金钱等等诸种因素，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即使今天，弊端重重的考试制度仍然为各国广泛采用，目前仍无更好的、更易操作而实用的制度能够将其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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