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裕生：矿床学里的精彩人生
就在不久前，许多奋战在祖国各地的地大同门相约回到了母校，这一次，他们是来专程为老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翟裕生庆贺八十华诞的。面对鲜花、掌声和一张张熟悉的笑颜，这位平和儒雅的老人，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微笑。2010年的这一天，在翟裕生心中被永远地铭刻了下来。
1.探索未知是艰苦更是幸福
不知是不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出身于教师之家的翟裕生，也当了一辈子的老师。不过，与当过私塾老师教授国学的父亲不同，他的一生都带领学生畅游在地质的学海之中，成为国际知名的矿床学家。
1948年，由于学业出色，18岁刚刚读完高二的翟裕生顺利考上北大地质系。
国民党时期的地质工作，因动荡而孱弱，但所幸的是地质教育却并不落后，多位中国地质科学家在国际地学界有着一席之地。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师资力量尤强，囊括许多知名地质学家，治学传统优良，可谓中国地质学家的摇篮。有统计称，北大地质系总共走出了53位两院院士，仅翟裕生这一届12名学生中，就有三位，另两位是赵鹏大和肖序常。当然，这是后话。
可想而知，走入北大，年少的翟裕生走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精彩世界。
很快，他便知道自己过去学地质可以游山玩水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肤浅。原来，那看上去杂乱无章的山石，竟然是井然有序、蕴涵着无穷的奥秘，一个个地质现象，就是破解地球历史的钥匙。而在地质科学上，有着太多的未知需要人们去探索。他喜欢在宁静的野外，倾听岩石的声音，感受内心的欢腾;他喜欢瞪大眼睛，沿着崎岖的山路寻找有趣的地质现象，再由此推测这里曾经的天翻地覆;他更喜欢在如画的校园中，与老师同学们一起，自由地读书，自由地交谈，自由地思考
翟裕生对知识的渴求，如同三月的青草，一旦萌芽，就会疯长。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有时甚至到了忘我的境地。
1950年夏，他在马杏垣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填制地质生涯中的第一幅地质图1：5万密云县镇罗营幅。身处解放不久的北京郊区密云，生活十分艰苦，而且每天都要翻山越岭，但这对于满怀热情的翟裕生而言，不但未觉辛苦，反而感到新鲜而充满了乐趣。一天傍晚，他背着几十斤的矿物标本向山下走，忽然脚下一滑，摔倒在山路上，他只觉得手腕一疼，可看看没流血就没在意，爬起来继续走。第二天，手腕越来越疼，但他仗着年轻，忍痛用水壶带吊起左臂坚持上山填图。几天后，手腕变得高低不平，连碗都端不起来了，他还舍不得离开。直到马老师强行命令他回城医治，他才去了北大医院。检查结果一出来，吓了他一跳，原来，手腕在摔倒时就断了，这几天已经错位长好了，如果要保住手，就只能开刀重新接骨。现在，翟裕生的左手腕上还有一道长长的伤疤。
不过，翟裕生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主儿。一到野外，他又跑得比谁都快了：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新现象?翟裕生还特别喜欢下矿山坑道，因为在那里能看到最新鲜的矿体、最新鲜的剖面，能够最直观地研究矿体和矿床，与这样的收获相比，身处地下几百米的坑道中的苦和累，又算得了什么?直到现在，一到有研究价值的坑道中，翟裕生就会超时服务，看起来没个够。翟裕生经常和自己的学生开玩笑说：你们跟着我这个老师命苦啊!去年，他79岁高龄时还深入滇西一个锡矿的低矮坑道中考察研究，不顾劝阻，一下就是两个多小时。
时光往往会冲淡许多，人、事、激情、梦想而翟裕生对地质科学的热情，从未因世事变迁而有丝毫流失，反而随着他研究的深入与日俱增，成为他个人魅力的一部分。
地质工作是一个奉献的职业，也是一个幸福的职业。翟裕生常说。
四年大学时光倏忽而过。获得地质启蒙的翟裕生，也在这革命的熔炉中全面地成长起来了。1949年10月1日，作为北大派出的纠察队员，他亲眼目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亲眼看到毛主席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看到朱德总司令驱车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此，他兴奋得几天难以入眠，更自豪了一辈子。他认为，19岁的那次经历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让他在心中树立了一个永久的誓言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终生。
2.在国内首开矿田构造学课程
1952年，怀揣一颗报国之心的翟裕生走出了北大的校门，迈进了另一所高校的大门成为北京地质学院矿床教研室的一名助教。
那时，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待开局，经济建设急需加强地质工作，更急需大量的地质人才。这一年，地质部成立;这一年，北京地质学院、东北地质学院(也就是后来的长春地质学院)相继建立。
北京地质学院由北大地质系、清华大学地质系、北洋大学地质系和唐山铁道学院地质系等整合而成。翟裕生清楚地记得，北京地院第一年招生的数量是1200人，而仅仅是四年前，他所在的北大地质系录取的学生只有区区12名，国家对地质工作前所未有的重视，可见一斑。
说实话，翟裕生并不愿意留在北京当老师，他更希望能骑着骏马驰骋在祖国的边疆，为国家寻找宝藏。毕业前，他怀着满腔热情向学校请求：第一个志愿是去西藏，实在不行就去新疆。然而，组织上一再做工作：现在国家更需要地质方面的教师。
新学校，新形势，新要求。在北京地院初创的年代，一切都万分艰难，没有校舍，自己盖，没有课本，自己写。当时，整个中国都在学习苏联老大哥，北京地院也不例外，请了一些苏联专家来学校讲课。在这样的形势下，翟裕生先是到哈尔滨工大学了半年俄语，回校后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和助手，1955年到1957年又被派到长春地院，跟随一位知名苏联矿床学专家读了两年研究生。期间，他还随苏联专家去野外协助指导研究生，调查了华南、华北的十多个金属矿山，尽可能多地深入实地了解中国的矿床。
天有不测风云。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突然交恶。受此影响，原定由苏联专家讲授的矿田构造学没有了教师。这是一门重要的新课程，学校不愿放弃，然而，问题是矿田构造的内容在中国地质研究中尚无人涉足。
刚刚成为副教授的翟裕生接过了这个重担。
1960年夏天，翟裕生只身来到了东北。到东北，是因为那里的老矿山多，可以收集较多的资料，可以最直观地解剖矿田。那里的旧坑道低矮，又湿又冷，空气污浊，呛得人难以忍受，许多地方高不到1米，还有随时塌方的危险。不过，这些翟裕生早就顾不上了，他兴奋地钻来爬去，仔细地观察那一个个断层、一个个构造，测量，记录，思考构造是如何成矿，又是如何破坏矿的?一次，他只顾观察现象，没注意正站在溜矿口下，几乎就在他抬脚走开的瞬间，无数巨大的矿石倾泻而下，幸而上天给了他珍贵的数秒，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两个月后，翟裕生带着一大摞第一手资料回到了学校，在此基础上，他系统参照对比苏联和欧美同行的矿田构造文献，写出了讲稿。课程开得非常顺利，很受学生们欢迎，翟裕生这才松了口气。后来，他又深入研究了华南等地的矿田构造，撰写了《矿田构造学概论》，主编了相关教材，并发表了几十篇矿田构造方面的文章，有的还被日本学者翻译引入了日本地质学界。
教学往往需要更多的沉淀和思考。授课中，他发现苏联和欧美的矿田构造研究主要侧重于构造对矿体形态、产状的控制，在机理和动力方面考虑得比较少，但据他多年观测研究的体会，构造不是孤立地起控矿作用，而是在与其他因素的结合中起作用的，因此，1979年他又提出了控矿构造研究与矿床成因研究相结合的思路。后来，这一新的论点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被黄汲清称为矿田构造研究的方向。
而这，仅仅是开始。
3.年近古稀提出成矿系统论
我们可以追寻一下翟裕生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足迹：
1955～1957年，他在河北大庙对斜长岩及钒钛磁铁矿矿床成因进行了探讨，填补了我国此类矿床研究的空白;1958~1959年，他参加和组织了湘、赣、闽、浙四省内生矿床成矿规律研究，在广泛找矿、矿点检查和重点矿区研究的基础上，共同提出了构造成岩成矿带的概念，这项研究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区域成矿研究的重大成果;1972～1976年，他牵头组织学校的多学科研究集体，以宁芜盆地中段为主，深入解剖了火山次火山岩型铁、铜矿特征，构建了玢岩铁矿构造矿化模式，研究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74~1983年间，他和石准立先生等提出了湖北大冶地区和宁芜地区富铁矿成因有矿浆、矿浆热液过渡、热液等观点，引起广泛关注;1987年，他通过对南岭花岗岩有关的W、Sn矿床研究，提出了成矿系列结构概念和构造岩浆热液动态耦合控制矿床分带(1985)等学术观点，再次引起广泛关注;对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他的研究持续了50多年，其中，由翟裕生、姚书振、林新多等合著出版的《长江中下游铁铜(金)成矿规律》，堪称该区矿床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此后，他提出了区域成矿学的学科体系框架，总结了中国区域成矿的若干基本特征，提出了复合活动大陆成矿体系等观点，并主笔出版了《区域成矿学》、《区域成矿研究法》等一系列专著。
当历史的列车即将进入21世纪之时，年近古稀的翟裕生再一次踏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他认识到，要想推动我国矿床学研究，需要用系统科学方法来探索创新。而后，他在多年进行成矿系列研究的基础上，率先提出了成矿系统及演化论。这一理论包括：按构造动力环境划分成矿系统类别，多因耦合、临界转换的基本成矿机制，矿床系列、异常系列构成的矿化网络及其四维结构，矿床形成变化保存的全过程研究，成矿系统的资源、环境双重效应等基本论点，并概括为源、运、储、变、保五个字，从时空结构与物质运动的结合上发展了区域成矿研究，使矿床成因和成矿规律研究走迈一个新的台阶。
科学与文学一样，有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有了热情，有了责任，再加上正确的思路，有所建树可谓必然。
从最初的对单个矿床成因的综合分析，到对矿床系列的全面探讨，再发展到对区域成矿学的整体认识，又进一步到成矿系统的历史演化，形成了系统成矿学和历史成矿学的学术思想。许多人认为，翟裕生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完全体现了矿床学研究的前进方向，而翟裕生却把自己比作了一只井底之蛙：以前，只能看到井口大小的一片天空，那是一个个单独的矿田构造与典型矿床;之后，他越走越高，看到的天空也越来越大，他发现，光研究一个个点、就点论点远远不够，必须把一个个点联系起来，于是，他开始研究区域成矿;再后来，他上到了井口，这下，豁然开朗，原来天地如此的广阔整个地球就是一个整体，地质学是全球性的科学，各种矿产的形成也是具有相互关系的，必须以全局观念去认识特定时空域中的成矿作用成矿系统的概念由此诞生。
对于翟裕生而言，科研永无尽头，无论曾经获得过怎样的辉煌，都要继续向前走。
近年，翟裕生在成矿系统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地球系统、成矿系统、勘查系统三结合的思路，2007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首次交流后，获得了业内的关注和认可。他认为，成矿系统理论是建立在地球系统的之上，而目的则是指导矿产勘查，同时，反馈回来，勘查实践可以检验成矿系统理论的正误，并促进各个学科对地球系统的综合研究。翟裕生笑言，他这是把奥运的五环篡改成了三环。据透露，他的下一部专著《成矿系统导论》正在撰写之中。
4.科研的目标是为人民服务
考入北大之前，翟裕生就读的河北省立天津中学也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学校。至今，翟裕生仍对当时为他取字慰苍的语文老师裴学海先生念念不忘。
裴学海是梁启超先生的学生，知识渊博，对学生至爱可亲，他以裕慰苍生为立意给翟裕生取字慰苍，则是出于对这位品学兼优学生较高的期许，希望翟裕生能以天下为公、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翟裕生对这个字很是看重，他说，裕慰苍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以前自己学习的目的是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而就是从这次点拨为开端，他下定决心要学好本事为老百姓做事，对他而言，这在思想感情上是一个升华。
研究矿床也能为人民服务吗?
答案是肯定的。
矿床地质学是关于矿产资源的一门科学，主要研究能源和矿产资源、如石油、煤、金银铜铁等金属以及非金属矿，这些多种多样的矿产是怎样形成的?形成在什么时代?分布情况怎样?为什么我们国家有些矿种多?有些矿种少等等。很显然，一旦掌握了各种矿床的地质特征、形成和分布规律，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地质找矿工作。
翟裕生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
10多年前，山东招远夏甸金矿遭遇资源危机，储量只剩下了三四吨，处于半停产状态，拯救矿山的唯一途径就是寻找新的资源。在矿山的力邀下，以翟裕生为首的科研组来到夏甸金矿，为其会诊。他们下矿井，看材料，仔细调查研究，根据成矿系统这一找矿理论将金矿成矿作用放入地壳复杂的构造演化中进行统一考虑，最终判断夏甸金矿深部有较好的找矿潜力，并指出了探矿的范围和地点。经过矿山施工打钻验证，原来的已知矿体向深部延伸，找矿空间从地下300多米拓展到了地下800多米，黄金储量增加了25到30吨，为矿山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
近几年，矿产资源勘查工作备受地方政府的重视，许多省区甚至将矿业视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正因为如此，翟裕生的诸多头衔中又增加了两个江西省政府地质科学顾问和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顾问。
当了顾问当然要积极服务。2005年，当翟裕生听到江西冷水坑铅锌银矿通过进一步详查工作增加矿区资源储量的同时又新发现金矿时，主动提出要对这一矿田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并亲自指导深部找矿。经实地调研，他应用成矿系统的思路，从区域整体进行了分析，帮助该队建立了冷水坑的成矿模式，并指出进一步的找矿方向。
2009年，进行实际地质勘查工作的江西省地矿局912地质大队专程赴京向翟裕生报喜：在他的悉心指导下那里结出找矿硕果，912队在冷水坑矿田获得了重大突破发现和探明小源铅锌银矿，其规模可望达到大型。
在内蒙古，同样的情况也有不少。2006年7月，76岁翟裕生带领内蒙古自治区大矿、富矿成矿系统及找矿预测研究项目组，深入大兴安岭成矿带中南段，对近年来新发现及原有的10余处大中型矿床进行了野外调查研究，为建立大型矿床成矿模型和找矿模式奠定了基础。
说到矿床学的实际应用，翟裕生很是欣慰。虽然，他自己直接参与找到或者扩大规模的矿床只有六七处，但他人成功应用其找矿理论的实例，则不胜枚举。
现在的翟裕生十分高兴。因为他看到了国家对地质工作的高度重视，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地质工作的重要性，绝不只是找石油、找煤、找矿、为工程建设打基础，而是涵盖生态环境保护、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地质灾害防治等许许多多的方面，可以说是正在全方位、全过程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现在的翟裕生又十分忧虑。最近他经常难以入眠，总是在想如何能从成矿系统的角度让中国的矿产勘查尤其是铁矿获得大的突破，能够彻底摆脱别人在资源上对我们卡脖子。
科研就是为了应用，我们研究矿床，不仅要从实践出发，更要服务于找矿实践，这就是最实际的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翟裕生说。
5.学生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地质工作的未来
翟裕生是1952年正式任教的，但其实，他站在三尺讲台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高中时期。
在河北省立天津中学读书时，作为优秀学生，翟裕生曾在学校的附属民众小学当老师，利用下午课后和星期日的时间义务为孩子们上课。虽然翟裕生那时也不过十六七岁，但已是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还兼教语文和数学。这难得的教育实践，大大锻炼了他的管理、组织和表达能力，也培养了他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兴趣和感情。
许多地大毕业生都对翟裕生的课赞不绝口，因为，翟老师的课新颖而有趣，他总是会现身说法，谈自己的治学体会，而且会根据不同的专业、年级，所处的不同年代及科技发展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手段。上他的课，课堂气氛总是生动活泼。
在翟裕生58年的教学生涯中，值得记录的故事很多，但许多人都会提起同一个时段，提到同几件事情。
1985年，因历史原因南迁武汉的地质学院(后称中国地质大学)成立了北京校区，在北京地质学院早已破败的旧址上重振旗鼓，多个单位统一起来办学。于是，从1985年到1990年的这段艰苦岁月，成为许多亲历者心中最难忘的片段。
那时，地大北京校区的办学条件很差，教学经费非常紧张。恰好地矿部拨给学校一个购买桑塔纳轿车的指标。时任学校一把手的翟裕生想，现在的老上海虽然破旧但还能开，学校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之后，这10多万元果然被他用来建设基础课教学实验室、改善教学条件了。
别看翟裕生当了多年的校领导，但他却住了18年的筒子楼。当时学校教职工的住房很紧张，为了尽快改善老教授的住房条件，他和领导班子成员商量好，只要是领导，就排在最后。后来，直到最后一批教授有了房子，他才和同事们一起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家。许多单位都为分房子打破头，但地大的房子却很好分，这与翟裕生他们的先人后己很有关系。
还有一件事也让人感动。
学校1985年和1986年开始招本科生，但这2个班的本科生却没有像样的学生宿舍，只能住在供暖条件很差的东平房小院。翟裕生看到学生冻得哆哆嗦嗦，就特地召开了一次校长会。会后，包括校长办公室在内的学校办公机构全部迁到了阴冷潮湿的东平房小院，学生们则住进了供暖条件好的行政办公楼。而这一换，就是近10年，直到1993年条件改善了，他们才搬走。许多人都很难忘记会上翟裕生的一句话：学生们背井离乡来我们这里读书，我们就是他们的父母!
对于地质教育的研究，翟裕生下的功夫不比研究矿床学少。他认为，要培养文理相通的学生，首先要有这样的先生，作为一个高校教师，不仅要精通专业和学科，也要努力学习教育学、哲学、美学等理论知识，提高理论修养，以科学理论指导自己教育实践。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他曾在中央教育行政学院进修一年，专门学习了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哲学、美学、心理学、历史学等课程。
博士生赵永鑫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样一件事。他在研究安徽姑山铁矿时，产生了与老师翟裕生不同的矿浆成因观点。完成论文后，他怕因观点不同而触犯老师，心中犹豫，迟迟不肯交出。翟裕生得知后，热情地鼓励他，不仅帮助赵永鑫完善其论点，而且在答辩后资助他将论文作为学术著作正式出版。现在，翟裕生的许多学生都成为地质等行业的中坚力量，有的可谓业绩卓著。看到旧日稚嫩的学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叱诧风云，翟裕生觉得这才是对自己工作最好的肯定，是比任何奖项都重要的奖赏。因为，一代代相继而来的学生，才是地质工作真正的未来。
翟裕生说：地质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为了地质事业付出毕生精力，我无怨无悔!对于学生，他也是这样期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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