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万广华
万广华：
早上好，其实姚洋教授给了我们两篇论文，昨天我见到姚洋教授的时候，问他说，你会讲哪一篇论文，他说他还是按照我们分论坛的议程中所确定的论文来讲。尽管我没有时间提前来好好研究你的论文，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文章写得非常有意思。我觉得我们这里的嘉宾可能很多人会从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比较角度来进行研究，来讨论中国的经济。中长期来说是不是可以成为G2，也就是跟美国齐头并进的两大经济体之一，甚至成为G1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独大的经济体。
前面姚洋教授也讲了，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呢？前面也提到五大增长原因，提到中短期来说，中国还是会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是不可避免的。在研究这个经济危机当中，我们看到贸易保护主义又抬头了，但说到底我觉得问题是在美国和他们的消费者，他们必须要改变储蓄和消费的行为。美国的经济占到全球经济的3%，那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占到了差不多中国经济的40%，美国经济的稳定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全世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话筒不发音)
姚洋的另外一篇论文也讲到了城市化的问题，两年前我在复旦大学，我就在楼下的大金厅(音)做了报告，我在联合国过去几年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姚洋也是知道的。当时我们就在讨论怎么来解决中国的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农业部门占到的GDP比重是11%，导致了劳动力大量的剩余，实际上如果从调整供需角度来讲的话，这是长期的解决方案，中期你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你看一下印度等等这些国家，他们都是碰到同样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政策选择的话，就是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但是这些政策要生效的话，必须需要通过长期的努力，而且目前我们在这个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也没有很大的灵活性来持续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更多应该通过城市化，把更多人口从乡村转向城市。
人们也会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说城市化很容易，但是怎么样进行城市化呢？尽管城市化的确很难做，但这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中期来说，我们说美国汇率波动对中国贸易关税等等这些调整，可能对中国的经济，中期来说会有负面的影响，中国经济要找到出路，就是要通过城市化。就像70年代的时候，进口了大量的机械设备。但是这个进口，比如说先进的技术，机械设备的进口也是受到美国很多限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现在他们对于高技术产品出口到中国是会有限制的。
万广华：
我们非常感谢教授给我们做的精彩演讲，结合前面姚洋教授的论文，我想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我们前面也讲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中国必须要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劳动生产率。长期来讲，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断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力。这个对于经济一体化，甚至包括政治格局都是有重大影响的。
这两篇论文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我20年前也研究了这个效率的问题，差不多15年前、20年前，在中国和国外杂志上面都有发表过我的学术论文。一位教授的话，在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是非常权威的，讲到了比如说技术发展等等。但是也有诺贝尔奖得主提出经济规模效应和技术的进步是不可分割的。在我自己论文当中也对这两个因素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
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方面的研究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这个数学模型调整得出的一个结论。但不管怎么说，最后我们这个理论都是要指导实践的，如何提高我们技术、生产效率、劳动生产率等等，促进我们的发展，这是一样的。
这里我们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前面讲的结构红利的问题，结构红利和投入要素的调整之间的关系，其实说白了就是要问厂商是不是对于价格信号敏感？我们知道如果说价格是被扭曲的话，那么你是很难优化你的资源配置的。我对你论文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产出的弹性，你是进行了调整，然后把它作为一个结构红利研究的因素，我并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合适。你还讲到生产制造业的结构红利，我们知道在中国主要是农业转向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转变，我们不知道最后农业在经济当中占比是多少。还有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想我们回头再讨论。
关于香港和中国大陆比较的这一篇论文，我觉得基本上都是理论上的一些分析。还有一点，我看到香港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个指标是1.8、1.9，我觉得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如果进口增加10%的话，经济增长就会增加20%，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是非常之高的。
还有一个小问题，对于这两篇论文来说，我想提的，就是效率的提高。效率提高对我个人而言是有局限性的，其实长期来讲，只有通过这个技术的进步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说是效率的提高，因为效率的提高是有上限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他们的经济发展，长期来讲主要靠技术进步，而不是效率提高，效率提高可以短期提高，但是长期的，我们还是要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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