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国家命运的转变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30余年来，这一国考深刻影响了3000多万人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胡春华等这些七七级大学生（包括七八、七九级）已成为国家中流砥柱。这年的高考，也已成为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
中断高考
从某些方面看，1977甚至可以用国歌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他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仅是纠正了十年文革的错误，更转变了自1966年停止高考以来，中国人才一片空白的局面。
1966年4月6日～14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取消考试。为什么要取消呢？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通过高考选拔人才的教育模式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废止高考，将大学职能转变为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从1966年6月开始，高等教育部连续发通知，暂停研究生招生工作和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办法：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从此，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十六字方针就成了中国大学的录取方法。但当时文革兴起，各地方政府职能陷于瘫痪，地方招生并未能按时开展，在1966～1971年间，中国大部分地区高校未能招生，空白了至少3年。1972年，大部分高等学校才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这也是工农兵学员登上舞台的日子。
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主要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种本末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走上了严重的形式化和政治化的道路。
周恩来为高考申辩
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两人的对话大部分成了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探索。李政道对中国实行的中学毕业生要下放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推荐制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对此点头同意，并且说：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了社会震动，但在江青集团的反对下，并未实现。
1974年5月，李政道再次回到中国，他在上海听到：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不需要脱离学校专门劳动两年，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受到启发的李政道写信给周恩来：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离学校专门劳动几年，应选择优秀青少年，使之早入大学，加以培养。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的来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5月30日，毛泽东接见了李政道，表示赞同李政道提出的办少年班的意见。
然而，这些努力所起效果甚微。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教育部采取的折中办法仍是以贯彻周恩来1972年讲话的名义，要求各地在每年的招生中，分出1%～5%的名额给应届生。
邓小平的一言拍板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就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
此前，已有很多细节表现出邓小平对于恢复高考的决心。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77年8月4日，那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但与会者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很快就变成对推荐制的批判。清华大学教授说，推荐来的学生，许多人甚至还要补习初中甚至小学的基础课程。邓小平说，那就不要叫大学了，改成清华中学好了。
最后，时为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查全性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的建议，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1977年8月13日开始，教育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会议开了44天。会议的主要争论点，还是如何突破两个凡是。对此，焦急不已的邓小平在9月提出了招生标准：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最后，马拉松会议终于在10月初得出一个可行性方案，这就是《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从此，封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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