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师谈师德红线：空谈道德是简单的，也是无用的
上月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第三部分的第二条(全文第五条)，引起的反响可能是最大的。这一条的标题是完善青年教师师德考核机制，其中讲到用师德指标来考核学校和教师，特别是，要建立健全青年教师师德考核档案，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作为一个直涉其中的青年教师，与其简单地表明态度给出判断，我宁愿先从更加理论一些的层面开始讨论。我们需要首先明确，什么是师德?如何界定师德?什么是恰当的师德考核内容?如何组织师德的考核?
对人做道德判断需谨慎
上班族就必须给老人让座吗?
要全面理解师德，得先从基本的道德定义开始。道德可以大致定义为个体自愿为整体利益而做的(自愿或非自愿的)自我约束。比如说，范美忠在地震时想跑，这是人性本能，如果他压抑了逃生本能而先救学生，这就是道德行为。
在实践中，我们往往不加区分地在两个层面上使用道德概念：一是个体观念的层面，也就是说，为整体利益而进行自我约束的意愿;二是社会规范的层面，也就是社会所认为的个人应该为整体利益而进行何种程度的自我约束。在我看来，前一个层面更接近道德的本质，但问题在于这种道德行为的动机是旁人难以考察的，甚至自己也并不总是很清楚。而后一个层面的问题在于，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直接，很难区分道德和伪善。
对待不同的个体，道德行为的成本也可能有很大差别。就拿地铁让座这个实例来说，对于一个身体健壮又刚吃了一顿饱饭的年轻人来说，在地铁上给老年人让座是很容易的;然而对于身体亚健康的疲惫的上班族来说，让座行为会变得很困难;对于一个有隐疾的年轻人，让座的成本会变得更高。对于不同情况的年轻人，强行使用同一种道德评判标准是不可取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是行为标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原则上必须进行区分。
此外，一种社会公认的道德行为标准，往往只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才会形成。就像孝顺父母、忠诚于一夫一妻制等公认的美德，也只在某些社会的一定历史时期被推崇。因此，当我们对个体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时，需要尽可能地保持谨慎。
如何界定师德?
高校师德问题，主因还在体制
教师的工作是教书育人，整个社会理应对教师群体的道德水准有更高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任意高的道德要求都是恰当的。空谈道德是简单的，也是无用的。事实上，要想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寻找一个比当代中青年高校教师具有更高道德的水准的职业群体，在我看来并不容易。
设立过于严苛的道德标准会带来问题，而且基于过于强的道德准则进行激励也会带来问题。根据上述的基本原则，我们应该如何审视师德问题呢?
首先必须对师德做出明确的界定。师德，也就是教师为其职业所应做出的自我约束。师德不应简单重复其他规则领域，比如法律规则、政治伦理、个人的基本道德。比如近日频繁曝光的校长性侵幼女案，这属于司法范畴的问题，司法问题司法解决，无需再放到师德层面讨论。高校教育的核心在于探索真理，并传播已有的探索成果。所以，评价师德内容的核心指向应该是这两点。
我所认为的高校教师师德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在科研方面，严格遵循学术伦理规范，公平对待研究相关者的学术贡献。在教学方面，全面展现一切相关的理念与知识，对待学生无歧视，为学生争取公平的教育资源，并公允地进行评价。绝不利用教育权为自己牟取私利，避免无理无据地表达纯个人观点，更不能在课堂上宣泄个人情绪。
当下高校中存在的师德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术不端行为还时有发生，老师尽职程度不够，学生与导师之间的深入的学术交流过少。
这些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的学术传统没有建立起来，对学术能力、学术成果的重要性的评价体系过于简单，往往任由学校行政部门进行考核。而最有能力评价科研水平的主体广泛的学术科研同行在评价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太低。可以说，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尚停留在十分初级的阶段，还远远没有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自治，年轻教师往往疲于应付各种硬性指标考核，急于发表论文，获得科研项目。由于教学收入与科研项目直接联系，导致教师对教学、学生的忽视。
师德激励如何进行?
一票否决足矣，过度考核实无必要
尽管前述理论讨论提醒我们要谨慎对待对道德行为的激励，但也并不意味着任何激励的引进都是不恰当的。如何进行德行激励，关键要适度。
在上月出台的文件中有一句措辞强烈的用语，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年度考核、岗位聘任(聘用)、职称评审、评优奖励的首要标准，建立健全青年教师师德考核档案，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从我们的前述讨论来看，这句话的应用应该仔细推敲细化。首要标准是一个很严重的措辞，要强调师德的重要性，一票否决其实已经足够。也就是说，当有低于基本道德标准的行为发生时，进行一票否决;当没有这方面行为时，德行评估就不再在教师的考核、聘用等方面占重要权重。因为聘用和晋升对于教师来说利益攸关，过度增加德行的考核权重不但无法有效改善教育和科研质量，还有可能导致大量的表面道德文章滋生，徒增教师负担，导致教师行业的吸引力进一步降低，教师人才进一步流失。
此外，德行的考核标准应该具体化，但又不能过多过高。目前关于学术科研的伦理规范标准详尽，关于教育教学方面的伦理规范则相对较少。比如说，教师是否充分、恰当和公允地介绍和评价了相关的学科理论?教师是否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努力回答?教师是否足够尽心指导学生的研究工作?教师是否无私、公正、严格地行使了教学权力?这些指标应该具体细化，并且不应把评价的权限过多放在行政部门，而应当主要由学生和同行来进行评价。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高校青年教师，我希望我所在的群体有更高道德水准，这会促进真理的探寻与传播这一伟大的事业，同时我也清醒的意识到道德行为及其治理在理论上非常精深微妙，在当前中国的背景下的实践就更是如此。我们必须深思熟虑地界定师德，建立合理的激励体系、确立合适的激励主体、激励程度等，才可能切实提高青年教师的师德师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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