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世界各地死亡哲学课 死亡究竟是什么
美国母亲辛迪陪在身患癌症的儿子身边，用爱引导他面对死亡。拍摄此事的美国记者蕾妮・拜尔获得2007年普利策特写摄影奖。
日本影片《入殓师》剧照
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在上《死亡哲学》课
大家知道面对过死亡么，知道死亡到底是什么样的么，让我带一起一起去看看《死亡哲学》课。
如果站在死亡的角度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很多事情都会呈现不一样的图景
在卡根的“死亡课”上，曾有一个特殊的学生——入学的时候，他就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医生告诉他，他的大学也许没有多少日子。尽管如此，他还是许下心愿，想要完成大学生活。这个男生选了尽可能多的课程，其中就包括《死亡哲学》，一个他即将面对的课题。
虽然知道课上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学生，但卡根并没有对这个男生太过留意。不过他也发现，越来越多学生像这个男孩一样，对他的课充满好奇。
哲学教授王一方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教书。这学期一开课，他在台上提问：“我今年55岁，你们今年25岁，你说咱们比起来，谁离死亡更近?”
台下近200张年轻面孔看着已经谢了顶的教授，哄笑一片。“你们都笑了。我比你们老，好像我比你们更接近死亡。”王一方接着说，“可是，死亡的偶然性决定，我们跟死亡的距离是一样的。”
这是一堂主题为“死亡”的课程。在这里，没有一味地抹眼泪，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恐惧，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个问题――既然死亡是生命中不可回避的节目，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
事实上，“死亡课”出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在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不同背景、不同肤色、不同性格的老师站在学生面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讲述着“死亡的意义”。
“我们在课堂上会传达关于死亡的不同观点，希望引起对平时不怎么会去思考的话题讨论，让同学去反省当下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讲授“死亡课”的陶国璋教授说，“关于死亡，我们没有正确答案。其实死亡没有什么好教的，存在才值得教育。我希望，在课堂上讨论了这些故事后，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那么少在所有的“死亡课”中，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他的课程录像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获得了数亿次的点击量。“我本来从没想过要开一门关于死亡的课程，但是我发现，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只有教堂和医院。”卡根说，“这太荒谬了!渐渐地，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变得同质化，它变得只跟上帝有关，只跟医学技术有关，但是抛开宗教和医学，死亡究竟是什么，我们居然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讨论，这让我很不满意。”
于是，卡根开设了这门叫做《死亡哲学》的公共选修课。上课的时候，穿着牛仔裤和球鞋的他不准学生管他叫“卡根教授”，他喜欢学生叫他“雪莱”，他还喜欢像参加聚会一样，盘腿坐在讲桌上，跟学生们分析死亡。
“我是个哲学家，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呃，坐在这里跟你说话。” 卡根盘着腿坐在讲桌上，摊着手说，“你不要跟我讨论社会学角度下感人的死亡故事，也别跟我说美国的殡葬业有多暴利。反驳我的时候，不要说‘因为上帝是这么说的’或者‘神是这样安排的’。在这间教室里，我们只讨论死亡的哲学话题，用哲学的方式。”
北京大学的王一方在网上看完了卡根的课程录像，感受简单而强烈。“太长了，太学院派了，太像个哲学家了。”他总结说，“这法子不太灵。”
在他的“死亡课”上，他曾经邀请儒家学者来讲“孔子的死亡观”，为了讲得有深度，他还特意请了一个“特别有名头的哲学家”。结果，台上的哲学家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台下的学生安安静静，下课后王一方一打听，“都没听懂”。
“死亡教育是一颗发苦的可可豆，你叫人吃苦，他是不会吃的。我们只能加点糖、加点奶，搅拌搅拌，把它做成巧克力，人们才会愿意吃。”王一方说，“只要让人们吃下这颗巧克力，他们就会自己去体会里面苦的味道。”
不过，虽然也想跟卡根一样，开一门独立的“生命哲学”课，但现在的王一方，身份其实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他给本科生开的那门课，叫《自然辩证法》，给博士生开的课，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按照教学大纲，他应该在课堂
上按条目讲解“自然观、世界观、价值观”，不过热衷研究生死话题的他，每次上课都要“偷偷运点私货”。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他讲的马克思不是那个“恨不得天天指点江山的高大伟人”。“马克思是个病人，你知道吗?”王一方说，“他不仅是个病人，还是个病人家属。”
这个做医学叙事学分析的老师翻出来马克思的私人书信，有理有据地分析着：马克思的一生都在跟死亡打交道，今天妻子生病了，明天女儿去世了，自己还落了一身病，抽烟酗酒又熬夜，又得肝病又犯痔疮，一辈子没有几天清净日子，天天跟死亡做斗争。他写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得最多的不是革命理论，而是借钱治病，往往他大费周章寄信过去，只是为了提醒恩格斯还他2英镑的稿费。
“第一堂课讲完马克思的死亡观，后面基本上就没人逃课了。”王一方笑道。
这个时代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
陶国璋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教授的《死亡与不朽》课程已经开课20多年。他课上的学生比王一方的更年轻，大都是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本科生。每次一上课，陶国璋看着台下年轻的面孔，都会开玩笑地跟他们说：“大家怎么这么想不开呀?你们才这点年纪，就都跑来学习死亡了?”
跟其他死亡课老师不太一样，陶国璋教授这门课跟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7岁的时候就患上肾病，39岁那年又动了肾脏手术，被疾病折磨许多年，“有好几次跟死神打了声招呼”。
因为生病，陶国璋常常一个人在医院养病。在那时候，他看了好多死亡主题的电影，阅读了许多关于死亡的哲学经典。他读到了尼采的话，“如果一个人在世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所以直到现在，碰到跟死亡有关的新闻，他还会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要活下来，为什么不能放弃。
让他意外的是，当他回到学校教书，发现那些健康的年轻人，竟“对价值有一种失落”。他们动不动就放弃，有的因为情绪波动就放弃考试，有的没读完大学就坚持要退学。
陶国璋说，年轻人的放弃让他很担心。“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但我们这个时代却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轻人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生命似乎轻得着不到地。”他说，“死亡其实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参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
于是，陶国璋在统共13节的死亡课里，邀请不同背景的人，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佛学研究者讲述佛家的死亡，医生跟学生讲“什么才算好死”，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真实的案例。
“宗教对于死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在通识课讲死亡，我还是更希望用不同角度，增加他们对这个话题的思考。”陶国璋说。
在复旦大学，同样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胡志辉，开了一门叫做《生命教育研究》的课程。2005年开课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过来问：“什么叫生命教育啊?”
胡志辉说，他追求的是“生命化的教育”。他上课的方法很特别——学生做主导，由他们自己去挑，要讲什么话题。
在几次课上，学生主动提出，聊聊死亡。在一个坐了20人的小教室里，学生们自己站起来讲讲，自己生活中曾经遭遇的死亡——哥哥自杀，同学跳楼，亲人辞世。
“在我的课上，我不讲理论，主要让学生自己去分享人生经历。我觉得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是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所以在这样的课上，我们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体验，看到人性的丰富多彩，相互分担。”胡志辉说，“这样不会告诉你一个答案，告诉你该如何承受死亡，但通过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多点对生命的理解。”
尽管如此，零星的死亡讨论还是略显单薄。虽然胡志辉也想多讲讲关于死亡的话题，但是由于他的课程奉行“学生主导”，所有话题都是学生选择的，所以，超过一半的话题都是“爱情”，只有星星点点的几节课在讨论“死亡”。
“看来，爱情比死亡更坚强。”胡志辉调侃地说。
让死亡拥有多种正确答案
在讲了20多年《死亡与不朽》后，到明年7月份，陶国璋就到了退休的年龄。
“大概是以为我要退休，以后就不上这门课了，这学期还没结束，下学期的课程现在已经选满了。”陶国璋说着笑了起来，“可是我还没想好呢，我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做，我还不想停下来。”
卡根也从教授“死亡课”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其中之一就是每年到了期末，翻看学生给他的评语。
他说，几乎每次“里面都充斥着一对对反义词”——既有“雪莱你的课真的太好了，我受益匪浅”，又有“雪莱你的课简直糟透了，我来上课真是浪费时间”;有人形容他“极有逻辑”，有人说他“毫无逻辑”;有人赞这堂课“妙语连珠”，也有人批评他“全是废话”。
“我的目标是，让你们在这里试试如何去思考死亡。”卡根说，“至于死亡本身，我本来也没准备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我只希望你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思考的方法，真的静下来跟我一起想想‘死亡’这个问题。”
而身在北京的王一方跟大洋彼岸的卡根也有差不多的念头。他对“死亡课”的状态挺满意——哲学从逃课重灾区变成了旁听大热门，这已经是胜利了，更何况在他看来，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在很虔诚地参与思考，寻找他们自己的“灵魂觉悟”。
“我追求的是灵魂的发育，而不是知识的灌输。”王一方说，他最后也不期待什么的考试，只要学生写篇文章，说明白自己心里在想什么，这就行了。“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死亡的定义是什么，大多数人要到了45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思考死亡这件事，我就期望你可以在25岁试着面对一下45岁的问题，自己去思考。”
不过，跟着他一学期后，有些学生也变得像他一样，一张口就文绉绉的。临结课的时候，他们还能学着王一方的样子，背出史铁生的句子：“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
从那次车祸恢复后，回到耶鲁的卡根非常希望见到那个同样跟死亡打了照面的癌症男生。但是，这个学生的病已经进入终末期，不得不回家，躺在床上，度过自己最后的几天生命。
学校专门派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到他家里，在他的床前，向他宣布毕业的消息。由于他已经进入病危阶段，每隔一会儿就会陷入昏迷，失去意识，院长耐心地坐在床前，等待着每一次他苏醒过来，一字一句地为他宣读已经取得的成绩。
在经历了许多次昏迷和苏醒后，成绩单终于念完了。院长对躺在病床上的他说：“你获得了足够的学分，从今天起，你是一名耶鲁大学毕业生。”
不久后，这个学生去世，卡根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在那里，他第一次了解了这个似乎熟悉又似乎很陌生的学生。他的同学告诉卡根，因为知道自己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这个学生就像突然获得一天假释的囚犯一样，比任何人都更加用功，拼命学习，拼命想要留下上大学的记忆。他比其他人更加“敢于尝试所有人生体验”，“因为他知道，自己拖拉不起”。
到了期末，卡根要给每个学生评分时，在成绩单上又看到了这个男生的名字。虽然知道他生前多么用功，可是已经去世几个月的他缺席了后半学期的课程，缺席了期末考试，缺席了小组讨论，达不到《死亡哲学》课评分的许多项标准。
卡根说，他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按照课程标准，给他评分不及格。“没办法。”卡根说，“在这件事面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于是，在这名特殊的耶鲁大学毕业生的成绩单上，他的努力和用功为他赢得了大部分课程的学分，但是在“死亡”这门课上，他最终还是没能通过，他的“死亡”并没能得到一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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