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政法大学校长“维权” 贾宇：“一定要有关部门纠正错误”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
?西北政法大学向陕西省政府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西北政法博士学位授予点事件”暴露了我国大学学位授予体制的问题。在此事件中，校长是一个关键人物。到目前为止，西法大的事件僵持在这样一个阶段：在法定的时间内，陕西省政府必须答复校方的行政复议。
值此，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专访，谈他对此事件的看法。
评审制度变了味
“陕西参加评审的这8所学校各有特色，确实不好评说，但揭开事件表象，至少可以看到几个问题：一是评审过程不规范，操作程序不公开，留下了猜疑空间;二是专家评审制度频遭诟病，与近年来专家评审走了形、变了味有关;三是学位制度建设逐渐失去其本来的意义，重名分甚于对学术的追求。”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石英不无忧虑地说。
与石英一样，贾宇亦将批评的剑锋直指评审制度本身，不同的是，他批评的不是专家而是学位管理部门，“什么样的学校才能培养博士?一是具有培养的能力和条件，有能力而不培养，是对国家教育资源的浪费;二是从布局上，要看什么行业、什么地区急需培养博士，符合布局的学校就应该在政策上给予支持。但是学位管理部门目前却完全以行政区划来分配博士点名额，这显然不符合实际。陕西省高校云集，近两次新增博士点建设单位却都只有两个名额，院校间的矛盾冲突很大。”
“大跃进”影响教育质量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我国博士生培养近年来的“大跃进”，已经影响到了教育质量。他们建议，要对博士点进行质量评估，对博士授予质量不高的单位，要提出警告甚至取消其博士点。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就在其公开发表的《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中指出，“至少应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并且要保持长期的稳定，不允许普通大学乱串位，也绝不允许任何大学再搞所谓博士点零的突破攻坚战。”
“我们被彻底激怒了”
如果这件事情不能合法处理的话，我们打算自己公示材料，把各大学的材料贴到网上，让大家来评哪个学校强大一些。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人都应该评得出来。
记者：你们学校的师生对“评审”反应激烈的时候，你的表现是什么?
贾宇：3月27日晚上知道结果之后，我感觉不可思议。当天晚上，学校召开了党委会部署工作，首先是要安抚老师、学生在知道结果后会产生的“不良情绪”。
第二天下午，就开始有一些老师呼吁在3月30日早上去政府申请撤销不合理的决定。于是，我们又召开紧急会议，让各学院党委书记深入到学生里面做工作，使“散步”的老师减少了很多，几乎没学生参加。
记者：但3月30日以后，师生的情绪还是一直不稳定。
贾宇：由于我们稳定工作做得及时恰当，给老师做思想工作，政法大学更应该懂法，严格按照程序走。我们向(省里的)学位委员会提交核查资料，要求公示每个申报大学的材料，大家互相监督，这是必须的，从程序上就应该是这样!
记者：作为校长，你能保证你的学校的材料是真的吗?
贾宇：这是我们敢负法律责任的。而有些学校就不一定经得住考验。这种材料造假属于公文造假，按照国外的刑法是要判刑的，叫伪造公文罪，很严重。所以这里一些学校用假材料，政府还要去包庇它、支持它，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记者：如果最终的结果不是在真实的材料基础上得出的，你怎么办?
贾宇：其实当材料上报之后、专家评审之前，学位委员会就应该公示。如果这件事情不能合法处理的话，我们打算自己公示材料，把各大学的材料贴到网上，让大家来评哪个学校强大一些。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人都应该评得出来。
记者：你们要求材料公示之后，学委会怎么做?
贾宇：在若干学校提反对意见、要求公示材料的情况下，学位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8所学校重新填报材料。
如此，我们觉得有希望了。于是我们学校的工作人员就连夜赶材料，几乎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志在把材料按照新标准做到无懈可击。4月13日下午，13位学位委员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之后学位委员向我们通报说：维持此前的决定。这样，材料也不公示了，坚持错误。
记者：第二次会议后，你是什么反应?
贾宇：我们被彻底激怒了。包括我在内的若干学校的校长表示不能接受，非常愤怒。我感觉被忽悠了，一个行政部门就是这样尊重大学校长的?
回到学校，我就决定按照法律规定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认为学委会所作的行政决定是错误的，其程序违法，结果不公正。而陕西省政府法制办也受理了我们的申请。现在整件事就处于这个阶段，调查机制已经启动，会在一定的时间给予我们答复。
“我不相信哪个领导会‘压’我”
如果牵涉到一个政法大学的行政都不是依法行政，而是个别人在操纵，那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还有什么希望?
记者：猜想一下可能的结果?
贾宇：我认为政府有能力纠正错误。(省里)学位委员会的行为显然违法。评审到了上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仍然要接受审查。
对于这件事情，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是非是一定要讲的，违法是一定要纠正的，否则这就是我们这些法律人的失职。因为如果牵涉到一个政法大学的行政都不是依法行政，而是个别人在操纵，那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还有什么希望?
记者：你认为纠正的“成本”是什么?
贾宇：成本就是政府的有关部门承认错误，承认错误对有关部门来说很难，但我们一定要他们来纠正错误。
记者：毕竟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能不能假设要你必须接受这样的结果?
贾宇：我不相信会有哪个领导会不讲是非、不讲合法违法就简单地“压”我，我不相信会有那样的领导站出来。现在我在进行行政复议，他必须回答我，要么维持，要么纠正。
记者：如果是维持呢?
贾宇：我可以起诉。学委会是政府机关，我可以告省政府。
记者：但是你身为校长，一个厅级干部，愿意告省政府吗?
贾宇：一个校长怎么会是一个厅级干部呢?大学校长就是学者，责任是办好大学。厅长是行政头衔。不论别人怎么看，我个人不认为我是一个厅级干部。如果要我“下课”，这完全由政府决定，可以的。我本来就是一个学者，我不做校长不见得对我是一件坏事，我可以好好搞我的教育，我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合格的教师、学者。
另一方面，我不认为一个为了学校事业发展而发表意见的校长该被撤职。
记者：但起诉政府是个“严重的问题”，会出现难堪的局面。
贾宇：不严重，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很正常的事情。
记者：你认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事件?为什么国外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
贾宇：行政化是学术的天敌。我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行政化、学术行政化。最近两会有委员表示，教师教案要上交有关部门检查，这简直就是“教鱼游泳”。当然，政治方向我们是要把握的，但行政介入不能到具体的教育环节。在国外，只要学生觉得哪个学校够条件就可以报读该学校，学校不需要审批博士授予点，只要学校能招到博士就能带博士。
记者：你的意思是，这些问题是“管”出来的。
贾宇：绝对是。我们学校的教授在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带博士，就是在陕西本校不能带博士，这能说是我们老师水平不高吗?我们学校在国家社科项目的承担连续两年排名全省前三位，这能说我们的科研水平不行吗?事情原委就是，国家分指标，指标到了省里，又不给你，学校自然就不能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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