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崇敬的北洋大学教授
刘国珍(18621947)，字介臣，又名席玉，祖籍浙江绍兴，本人诞生于天津，原姓李，但因家境清贫，诞生后约100天母亲病故，只能由14岁的姐姐勉力喂养，不久被姨娘家(刘姓)接去，刘家膝下无男孩，随即过继入刘门，改姓刘，学名席玉，乳名小柱。刘家虽为书香门第，但家境一般。刘国珍童年时被送入私塾读书，他聪敏灵慧、勤奋好学，特别喜欢看人家写字，随时随地临摹他人手笔，几近废寝忘食程度。少年时他到市上去买东西，往往因见路人写字绘画等而入迷忘归。至青年时期，最初被录入直隶总督衙门任文职，由于学识渊博、才智过人、品行正直、办事能干，深受上下级的赞扬，并很快地成为当时总督衙门的两大师爷之一。他精通大清律例，主要负责国内的民事律法问题，另一位叫刘子兰，则负责对外国的事务兼翻译。两人是官方处理日常法律事务的主要骨干。
他生于同治元年，比康有为小4岁，比谭嗣同大3岁，比梁启超大11岁，是康梁的志同道合人及维新变法在天津的积极支持者。刘国珍当时在津以新潮人物而知名，与许多具有革新思想的高层次年轻学者交往甚密，因关心国事，也结识了不少友好的外国朋友。戊戌政变后，这些革新者曾一度被迫终日东躲西藏，总算平安度过。此后，他主要用刘国珍与刘介臣的名字。尽管他是刘门独子，由于在社会上声望日大，主动来攀结本家认亲的很多，大家以刘九爷尊称，系借九与久字的谐音，表示祝他长寿吉祥之意。正由于这些资历与背景，所以，光绪末年北洋大学堂初建不久，他即被美籍总教习丁家立等选中而被聘请到学堂主讲中国律例与国文。他本来就文史功底极厚，虽熟读深悟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古书，却更喜联系时局策论，这正符合北洋大学堂教学的主要要求。而且，他对于清朝官场中的种种黑暗弊端早已切身体会而深恶痛绝，正好借此机会从政界转入教育界，献身于培养年轻人救国的事业。他虽比吴稚晖先生长两岁，但却晚7年于42岁才进入北洋大学任教，是当时校内年龄大、资历深的名教授之一(在家中大客厅内曾挂有他与中外友人在北洋大学楼前的一张大合影，可惜天津闹水灾时照片被毁失了)。可以说，民国初年国内(特别是天津)许多大律师和不少学者均出自他的门下。例如，国民党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王宠惠、王正廷等人均曾直接或间接受过他的教益(老人家1947年逝世后，王宠惠、王正廷等都曾发来唁电或寄来挽联)。由于成绩卓著，刘国珍曾获得嘉禾勋章(三级或二级，我年幼时曾目睹过该物)。他在北洋大学的任教期始自1905年，但离校的确切年限现无从查知，按理推最早也应在1911年以后，因为他的重要门生张务滋毕业于1911年，此后又曾长期是他的得力助手。张务滋从事律师业的最早办公处就在刘家的客厅中(另一说法，他离开北洋大学是在1920年北洋大学法律系停办迁京之际)。
离开教授职位后，他曾短时期做过律师，由于名声大，被许多人聘为法律顾问，收入颇丰。而经他高水平处理过的不少民事诉讼重案，在当时家喻户晓，社会影响颇大。家中人印象较深的是，当时天津的八大家(八户最有名的大资本家，包括李善人等)都曾得到过他的重要帮助，有的还欠刘家银子一千多两，但他都免去不要了。还有一例，当时天津有几家富豪的寡妇受他人欺侮，在打官司的危难之际，他仅改动了状子中的一句话，那场官司就打赢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些人家都感激他的功德。由于他德高望重，当时天津律师们和法律界的许多人都经常来拜访他，向他请教，社交活动十分繁忙，于是他就只担任一些高级法律顾问而不再当律师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任职是长芦盐务局法律顾问和芦钢公司顾问等。
晚年他常用的名字是刘介臣，作为著名学者交往与结识的都是当时津门的文化名人，如王竹林、方药雨(画家，留日学者，绍兴同乡)、华世奎(书法家)、高凌慰、温士珍、王荷芳、王辅臣、杜筱山、张秀峰、王汉臣、张伯苓、冯熙敏(冯熙敏的侄孙女冯云英就是我们的第一位母亲，不幸早年病故)等。每年他都被邀参加天津祀孔的隆重活动。在医务界他的朋友也很多，如陈少贤(留法)、梁绍新(留法)、石怀甫(中医)、张立泉(北洋海军医院)等都是著名的大夫。在这些友人中，他又因年长而倍受尊敬。他为人善良，热心正义，扶弱济贫，主持公道，是当时天津的社会明贤，在南开更是屈指可数的人物。人们都知道刘九爷是大善人，许多经济上、法律上以及在政治活动中遇到困难的人都常请求他的帮助。张伯苓(比他小14岁)曾与他多次联名将许多被捕的进步学生保释出来。周恩来去法国留学前，曾到刘家在客厅中向老人募捐，他给予了积极支持。他曾以自己的声望与影响从当时天津军阀诸玉普手下救出了一位共产党嫌疑犯赵玉玲(女)。此人据说已被判绞刑，准备与李大钊一起执行，刘介臣楞是给作保而无罪释放了，后来赵玉玲认他为干爹。遗憾的是，李大钊同志当时不在天津审理，老人家虽然同情却无能为力。尽管他对汉学的造诣极深，但是鼓励青年人还要努力学习外国(主要是西方)的先进知识。他的子孙，男孩入南开中学，女孩入中西女中(教会学校)学习。他十分同情贫困孤寡等受苦人，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长期担任长芦育婴堂董事长等职。
他是20世纪早期天津著名的大法律顾问，主持与指导了许多民事诉讼事务，但他一向最重的是仁义道德，而不是钱财，甚至仗义疏财。他也不愿再涉身官场。晚年他曾教诲孙辈说:做律师容易缺德，为此我不愿挂牌营业。对弱者要多做好事，别受礼，人家会一辈子记住你的好处的。受一点礼，情义也淡薄了。他留给子孙的遗训是寿乃仁增，福以德厚，并以这八个字定为后代以辈分命名的次序(我父辈属寿字，我辈属乃字)。仁义道德，这正是他一生朴素而伟大的座右铭。30年代末天津曾发生一起大水灾，我们家所在的南开一带地势低洼受淹最深。我家比平地高7梯台阶、高墙深院、磨砖对缝得很讲究的大平房，水面都几乎淹到房顶，一般贫民受灾之重可想而知。这一场自然灾害使刘家损失极大，经济元气由此大伤。紧跟着又是日寇大举侵占天津，民族受难，也断了刘家以往的经济来源。刘国珍本来产业积蓄不丰，家庭经济水平急剧下降，并因水灾而迁往旧英租界(今岳阳道恩庆里)的小楼房。日寇侵占英租界后，开始建立日伪政权，这时刘国珍旧日的好友有了明显分化，良莠不一，一部分亲日派沦为日伪政权的骨干。那时天津的伪市长温士珍、高凌慰以及王竹林等，三番两次地来请刘九爷出山，担任文化复兴协会会长，企图利用老人家的社会影响加强与坚固日伪统治。按照当时刘家收入锐减、家境一落千丈的状况，如果答应这些老友之邀，无疑会是大享荣华富贵的好机会。据一些亲友老人回忆，当时我们胡同口曾终日车水马龙，不断地有人坐小汽车来劝说老人家，然而他老人家却心坚意决，不为所动，断然拒绝了这些请求。他说:我虽目前经济拮据，但我一世两袖清风!此后他又常对子孙讲:我一辈子两袖清风，不给子孙留下骂名千古。我宁可吃窝头，也不坐那个汽车，就是不做汉奸，不给日本人做事。你们不是汉奸的后代呀!不能给后代留下遗恨。老人晚年蜗居在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内，粗茶淡饭，经济上曾得到张务滋等一些亲密学生的支持(张当时是天津律师公会会长)，但生活水平已远远不如从前了。然而老人的思想总是开朗高尚的，一生宽人严己，无愧无憾，每天保持着规律的生活秩序，不嗜烟酒，早睡早起。每天后半夜两三点钟醒后，他就起床静坐，全神凝注地练习小楷一篇，修身养性数十年如一日。他以写得一手上佳的蝇头小楷早已为众多亲友所景仰，众人莫不以求得他写一幅扇面或墨宝为一大荣幸。他平时常阅读一些诸如《警世通言》、《拍案惊奇》和唐诗宋词等消遣人生。由于已是四世同堂，对住在身边的几个曾孙男女，尤为慈爱，循循善诱。例如，我那时不过五六岁，初悟世事，每天清晨要坐到老人家桌前去练习写字、认字。由于老人家修身养性得法，思想豁达，晚年很少生病，精神很好(外貌与齐白石颇似，只是要清瘦些，平时不戴眼镜)。直至抗日胜利，他在喜悦的心情中，于1947年正月末某日清晨，心力衰竭而安然辞世，享年86岁，这样的高龄在40年代的天津是少有的。所穿寿衣是他自己早已备好的标准律师服(一身黑色带有黄边的制服和类似巴拿马式的黑礼帽)，这说明老人对自己一生从事的法律正义事业的热爱和自豪。
刘国珍，赤裸裸地降生于灾难深重的满清朝代，度过艰苦奋斗一生，又洁洁净净地离开了人间。他学识渊博，才能出众;追求革新进步，反对保守落后;扶弱济贫，主持公道;严于律己，乐于助人;淡泊名利、官场，热心教育事业;身教言教，诲人不倦;晚年在清贫中仍能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做为一位身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前半期将近百年的在近代天津有影响的学者与法学家，尽管他没有留下什么鸿篇巨著(许多文稿在水灾中毁失了)，但是他始终怀有崇高的思想境界，一身正气，以自己的行动树立了一座高风亮节、为人师表的不朽丰碑。他不愧是近代中国法学界的一代宗师，他的光辉形象和高尚品德永远铭刻在我们子孙后代心中，成为鞭策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他也是具有光荣传统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优秀师资队伍中的骄傲!逢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重要纪念日，也为了纪念老人家逝世将达50周年(1997年)，作为童年和青少年曾亲聆老人家教诲的我们曾孙辈，有责任抱着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以崇敬的心情将刘国珍生平的点滴初步追忆录写下来，以表达我们姐弟对老人家的无限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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