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别成下一个被毁的称呼
7月23日两条新闻，都与大学校长有关。一条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台上一位校长在演讲时，浙江大学校长杨卫被拍到一直用笔记本电脑玩牌网友批评称教育不行，玩牌在行。另一条也来自这个论坛，跟前几天因跪拜行孝而引发争议的北大校长周其凤有关，他说刚给妈妈写了一首歌叫《妈妈的油茶果》，前不久在北京音乐厅演奏过，这是周其凤第二次为妈妈写歌。本是一件值得赞赏的好事，可因为舆论对周其凤的偏见，又被有些人解读成负面，甚至恶评为原来跪拜行孝是为这张碟做宣传。
偏见至此，动辄得咎，难怪周其凤面对媒体时表现得无比低调，称我现在是笑也不行，哭也不行。能感觉到这位北大校长说这话时哭笑不得的悲凉与郁闷，堪称史上最郁闷的北大校长。
如果说周其凤校长是躺着中枪的话，浙大的杨卫校长则不算冤枉。台上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正精彩演讲，你却在下面玩牌，不仅有失基本礼仪，对演讲者缺乏尊重，也有失校长的身份。如果是一个普通老师，人们不会关注其在台下做什么动作，即使被拍到玩牌也不会被当回事儿，可浙大校长玩牌在行就在舆论的围观和哄笑中成了新闻。
两条有关大学校长的新闻，并非偶然，能看到当下舆论对大学校长这个群体的态度，或带着放大镜去找校长们的问题，或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大学校长，或坐等着大学校长们出丑。不得不感慨世道的变化，校长，在过去是一个让人充满着敬畏感的称呼，他对应着权威和德高望重，唯德才兼备和声望高的人才能担任，尤其是一个大学校长。可在现实的流变中，大学校长似乎在走小姐、同志、亲、老师、教授、专家的老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毁掉的称呼。
看看大学校长跟哪些词联系在一起，看看他们在舆论形象中的灰头土脸，就知道这个称呼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污名化和妖魔化；回想我们在谈到大学校长时所能想象到的那些负面新闻，就知道这个群体有多么地不受公众待见。而且似乎还遵循着一个规律，越有名越挨骂，越是名牌大学的校长，越是常被推到舆论批评的风口浪尖，大学的有名程度往往与校长的美誉度成反比。这两条新闻就很具代表性，周其凤是中国最好大学的校长，杨卫则是小三浙大的校长。
大学校长为什么正成为一个被毁掉的称呼？原因非常复杂，有校长们自身的问题，有舆论的偏见，更深层次的原因源于教育体制。人们不是把校长当成一个教育家，而是当成一个官僚。当然，这样的舆论认知首先源于大学的行政化，很多校长没把这个位置当成教师，而是当做官去做。谈到官僚与校长的区别，云南省保山市市长吴松有一段经典的描述，有记者问他：你做过云南大学校长，那和做市长有什么差别吗？吴松笑言当然有： 做校长，你说得再对，教授们也可能说你错了，因为真理是相对的；做市长，你说得再错，他们也肯定说你是对的，因为权力是绝对的。而在中国很多大学，做校长跟当市长并没有区别，都是官僚，都带着同源同构的行政化思维。
既然校长不把自己当教育家，而是当做一个有行政级别、可以与官僚阶层换算、随时会通过旋转门转换身份的官，那么，公众自然就不会带着对教书育人者的尊重去看大学校长了，而就将其看作一个官僚。在这个舆论对权力阶层充满对立感的语境中，与政府、体制和官僚在符号上有着同样颜色与气质的校长，自然难免躺着中枪。舆论围观杨卫校长的玩牌，跟围观官员开会时打瞌睡的心情是一样的；舆论吐槽周其凤，是将其想象成一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特权的拥有者。
面对戴着有色眼镜缺乏善意的舆论，大学校长需要反思，教育体制需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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